罗马法与中国民主法治建设

——读《罗马法何以可能》

（一）

   《罗马法何以可能》是丁耘先生的著作，这篇篇幅不长的文章采用了层层递进的方式，更多的以历史的角度，谈了罗马人民是如何通过法律来取得自身民主的过程，对于我国的民主建设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文章通过对罗马人民斗争和罗马法的建立的描述，而隐晦的给出了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建议。那么我们中国需要怎样的法治呢？需要怎样的民主呢？
    民主，实际上一直都是五四以来，人民群众，乃至党和国家的追求。从五四运动的口号，到革命时期的党的纲领路线，以至现在的“依法治国”，没有一处不标榜着“民主”二字，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解决好“民主”的问题，一直没有真正的实现“民主”，而法治问题在当下的社会下又是如此的突出呢？
    我们需要怎样的“民主”？质言之，我们要以何种方式实现民主？
    丁耘先生的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正如希腊政治哲人反复指出的，贵族政体极易变异为寡头政体，而后者治下的国家实际上无不分裂为少数贵族与多数平民这样“两个城邦”。就象古往今来的无数国家昭示的那样，寡头与平民之争是一切内政骚乱的根源。在雅典，这种斗争的结果是以梭伦立法为标志的平民政体的建立。雅典的平民政体固然带来一时的繁荣，但也滋生了“平民领袖”操纵下的大民主，压制甚至迫害本邦的优秀人士，从而导致了无法化解的左右党争，最终被内乱削弱了雅典的霸权地位。相比之下，罗马的平民运动则走了一条更为稳健成熟的宪制之路。”
     这段文字指出的是雅典没有走向更为庞大帝国的原因。其中很深刻的一条理由是，雅典人民没有采用适当的制度来实现民主。雅典的平民斗争最终变成了自身的党争而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其中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当平民真的有权力来实现民主的时候，当他们的身份变为革命领袖的时候，他们是否还愿意实现自身革命时所憧憬的民主。
     这种例子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多少次的农民起义，都是打着“平均”的旗号，但是实际上，当农民取得了政权之后，新一轮的剥削又开始了，比如太平天国，在立志推翻清政府的同时，却逐步陷入了比清政府更甚的腐败情况之中，最终导致自身的灭亡。
    而罗马不然，罗马人民的斗争是理智。丁耘先生提到的“平民的成熟”是罗马走向民主十分重要的原因。罗马人的革命要求并不仅仅停留在财长层面，当他们意识到他们的要求不能实现时，就转向了制度。因为他们知道，制度相比财产更能庇护他们，即使能够得到一时财长，而没有有利的制度，财产也不会稳定。由此，罗马人民通过斗争，在罗马实现了一系列的制度，来保证了“民主”的实现。
    可见，制度是非常重要的，罗马人的伟大之处，是通过斗争建立起了一个“均衡政体”，产生了稳定宪政框架，而不是通过革命来造就了一批“未来独裁者”。与雅典相同，实际上中国的问题也存在着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制度，没有建立起稳定的并且受人尊重与推崇的宪法，更加没有出令人满意的制度框架，所以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才显得步履维艰。

（二）

中国要实现民主，是要向罗马那样，建立良好的制度，并且，这些制度必须由法律来落实。从丁耘的文章中，我们知道，罗马的建立不仅需要的是平民的成熟，贵族的开明、妥协的明智、斗争的坚决是两外的三个要素，那么这些也都是中国应该借鉴的。
    但是中国的实际上却可以说是：不太成熟的公民，不太开明的“贵族”，不坚决且受限制的斗争，与妥协的不均衡。
    罗马人民是智慧的，先哲曾说，罗马人曾经三次征服世界。这与罗马人的本身的品质有关，且罗马人民是十分重视公民教育的。而中国，由现代的教育仅仅一百多年的事件，由于长期的鸦片战争之前，长期的处于闭关锁国，思想被统治阶级深深的封闭，民智的开发无从谈起。在鸦片战争之后，虽然中国人民已经开始睁眼去看世界，但是这种“看”是在连续不断的战火中进行的。建国之后，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实行封锁，而中国自身的建设的曲折，尤其是文化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精神创伤，使得中国人的民智远远没有达到成熟。而现在的中国人民正走在成熟路上。
    “不开明的贵族”可以说，是一直存在于中国，也是阻碍民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人民的一些宪法权力远远得不到保证就是一个例证。比如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力，在我国受到很严重的管制，不仅会受到立法的重重阻碍，甚至会真的遭来“杀身之祸”也未可知。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的民智要成熟的多，一部宣传共产党的《红灯记》在台湾公开上映，而台词不改一字，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不开明的贵族”的存在必然导致了当下中国人民斗争的不坚决与妥协的不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的妥协，斗争被贵族限制了，妥协也是倾向于“贵族”，而不成熟的平民并不能提出均衡的解决方案使得这种妥协的不平衡性更加严重了。
    所以中国要建立良善的制度是困难重重的。

（三）

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民，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建立合理的制度来真正实现民主。在丁耘文章的最后部分提出了混合的政体的优越性：一是稳定，二是平等。在我看来，这是了两种价值追求的交汇，稳定更加倾向于统治阶级要求，而平等则是平民的热盼。文章又进一步，稳定取决于具有不同政治准则的各阶级之安顿。而平等也并非是现实意义上的绝对平均。
    那么在当下的中国，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了，处在改革开放程度逐步加深的今天，我们的社会阶级处于向多元化的转变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不同阶层的人民所追求的利益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象罗马人一样，把代表着不同利益的个结成人民安顿好。
    历史是不可能终结的，所以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普世大同”的国家。那么矛盾就是会永远存在的。如何调和这种永恒存在的矛盾与斗争，罗马法给出了答案。罗马法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体现了平等的要求。
    我们的法律法律和制度的建设必须遵从平等的要求，这种平等不是实质上的平均，而是要调和我们现存阶级的各种利益要求，那么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才能真正的得以解决。